當前，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的新高潮，在全國各地風起云涌、如火如荼。在招才引智的過程中，如何正確領會中央的有關精神，正確貫徹有關部署，吸引更多有用之才？應該采取怎樣的有效舉措，讓引回來的高層人才“留得下、干得好”，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圍繞這些問題，本版推出這組稿件，敬請讀者留意。 

　　“水土不服”,是在海外學習、留學多年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后的普遍感受。如何創造更好的環境，讓高薪聘請回來的海外高層次人才留得下、用得上，真正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用當其時、各展所長？伴隨著以“千人計劃”為代表的各種招才引智工程深入實施，這一問題愈加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

　　日前，科學網在京舉辦“國家高端人才研討會”，邀請包括多位院士和“千人計劃”科學家在內的新老“海歸”們，建言獻策。

　　改進學風讓科研回歸本源

　　“包括‘千人計劃’在內的科技海歸，回國之后除了做好科研，還需要做什么？” 北大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在發言之前，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在饒毅看來，這并不是一個偽命題。他認為，科技海歸，特別是高年資的科學家、教授，還應肩負起另外一個使命：把國外好的規矩帶回來，從自身做起，為改進國內不良的學風、凈化學術凈土、培育健康的科研文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我有一個很強烈的感觸，就是當下的中國社會，包括學術界，唯利是圖的功利化傾向非常突出，遠離了科研追求志趣、探求真理的本源。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搞科研異化為追求經費，而不是要經費是為了做一個事情。”

　　他舉例說：當問起一個學術帶頭人“你準備干什么時”，對方的回答是：“你給我多少錢？”

　　“這種情形時有耳聞，說明整個導向是有問題的。如果你這樣做，我也這樣做，問題就很可怕了。”

　　饒毅還列舉了一些令人擔憂的現象——

　　本位主義嚴重，缺乏合作精神。無論是申請課題還是評審院士，一些部門和單位不是以學術水平為標準、以拿出科研成果為目的，而是著眼于維護本單位的利益，導致惡性競爭激烈，合作很難進行。

　　缺乏自信，盲目跟風。在確立研究方向時往往眼睛老盯著國外，看國外在研究什么就自己也搞什么，沒有自己的判斷和定力。

　　缺乏真正的學術批評。在學術上要么是討別人的好，要么是只說別人的好。學術討論往往演變成對人身的攻擊，如果兩個人的意見不一樣，很容易成為冤家對頭。

　　任人唯親。在招聘人才時，要么只招自己的同學、學生；要么武大郎開店，招進的人不光比自己學問差，年齡還要小……

　　“這并不是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國內也有許多人在致力于學風的改善，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現在，一直有這樣的人。從事‘兩彈一星’研制的前輩科學家，就是很好的榜樣。”饒毅說，“目前引進的許多科學家在國外學術界做了很長時間，應該把國外已經形成的標準、學術規范和學術風范帶回來。不管做院長也好，做教授也好，應該在自己的實驗室、系科里面，推動良好的學風的形成，而不是‘入鄉隨俗’甚至是變本加厲。”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千人計劃”資助者施一公引用了《晏子春秋》中的這則典故，他說，環境、風氣對人才成長、發展的深刻影響，由此可見一斑。“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后，在腳踏實地做好自己分內工作的同時，還應從我做起、以身示范，參與到整飭學風、重塑科研文化的過程中來。”

　　改革體制為科研人員松綁

　　目前的科研體制，特別是項目評審和科研經費使用上的不合理現象，浪費了科研人員的精力、束縛了科研人員的手腳，令許多老“海歸”憂心忡忡。

　　“我現在一天平均能有三四個小時安下心來做研究就不錯了。其余的時間干什么去了？為了養活課題組而不停地申請項目，寫各種各樣的經費預算，應付接二連三的檢查。”10多年前從日本回來的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研究員陳杰說，他的課題組有20個工作人員、30個學生，每年要交的水電費和房租就有100多萬；此外，還要給大家發績效工資。我們每年都要拿出相當時間和精力用在申請項目上，很難按照自己的思路做研究。

　　“有關部門在項目經費使用上規定得特別死，大頭都用來買設備、購儀器，花在人身上的少得可憐，跟國外的情形剛好相反。這樣很難吸引、留住一流的人才，最后的結果是二三流的科研人員使用一流的設備，怎能指望做出一流的成果？改革開放30多年了，但我們的科技管理體制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背離了科學規律。” 陳杰說。

　　中科院科技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的李真真研究員說，許多海外人才通過“特殊通道”回國后，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他們本人在科研體制上水土不服，他們的孩子在應試上水土不服。海外人才的一次性資助用完后，就要加入到國內的項目競爭行列。“在這種體制下，每一個人都是圍著項目走，圍著經費走，很難根據本領域的前沿變化確定、開展創新性研究，眼睜睜地錯失良機。” 

　　“回國工作這么多年，對科研體制中的弊端感受深切，既著急又痛心。” 中科院數學與系統研究院郭雷院士說，希望國家能像重視國家人才引進一樣，下大力氣改革科研體制、改善科研環境，因為這更具有根本性和長遠性。“最迫切的有兩點。在國家層面，應盡快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減少低水平重復和惡性競爭；在部委層面，應加快相關部門的職能轉變，把工作重心從管理具體的項目，變為營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環境。”

　　因人設“廟”設立人才特區

　　學風的改變，體制的改革，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現有環境下，在強調“融入”的同時，是否還有別的妙招，讓海歸們心無旁騖地做學問、搞？中科院計算所所長李國杰院士結合自己的經歷，開出了一個藥方：因人設“廟”，為真正的領軍人才設立人才特區。　　

　　1987年李國杰從美國回來后，恰逢863重大科技計劃啟動，其中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成立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研制中國自己的高性能計算機。李國杰被國家科委任命為該中心的主任。雖然該中心掛靠在中科院計算所，但它卻擁有獨立的財權、用人權和研發的自主權，而且不用像其他課題組那樣應付各種名目的檢查。最終的結果，就是“老樹發新芽”，李國杰帶領一幫年輕人，研制出曙光系列高性能計算機，目前已占有國內30%的高性能計算機市場，擺脫了國外巨頭對國內高性能計算機市場的長期壟斷。

　　“當時還沒有‘人才特區’的概念，但現在回頭想想，國家智能計算機研究開發中心其實就是一個享有高度自主權的人才特區。”李國杰說，事實證明，這塊試驗田是搞對了。

　　他還舉了近幾年的一個成功范例——2005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該研究所是中組部、科技部、北京市聯合成立的，每年下撥固定的科研經費，采用與國際接軌的管理和運行機制，成立雖然只有幾年，但已成果斐然，在國際科學界聲名鵲起。

　　李國杰建議，國家在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時，在實行自下而上申報、海選的同時，從國家利益的高度出發，在需求非常迫切的戰略領域，從國外物色、吸引真正一流的領軍人才回國，實行傾斜政策，因人設“廟”，給予他們充分的自主權，讓他們能不受現行體制的束縛，不受大環境的影響，安安靜靜地從事原始創新和高技術產業化。 

　　“搞人才特區就不能怕別人說你吃偏飯或者是開小灶。”李國杰說，“如果怕聽閑話、追求所謂的公平，就不會有今天的。科技創新需要解放思想、大膽嘗試，在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方面，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