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為先 知人善用

——學習曾國藩的識人、用人智慧

                  海南省海口市工程監(jiān)理公司 鐘裕暉

一個組織要做大做強，人才是首要因素。識人、用人的判斷取向，決定了組織能否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方面，清朝曾國藩就為今人做出了極好的表率。

潛心研究曾氏文集的毛澤東，有“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的感慨。蔣介石對曾國藩的用人之道，贊嘆“足為吾人之師資”。那么，令國共兩黨統(tǒng)帥都折服之至的曾國藩，其人才韜略到底有何非凡之處呢？

其一，求賢若渴、相臣風范

曾國藩做人做事氣度非凡，有相臣風范。清朝存亡之際，需要大批的人才，曾國藩為了國家的安危存亡，廣招賢才，求賢若渴，其身邊有本事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所以天下人才都不請自來，對其趨之若騖。

曾充分認識到國家強盛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以薦舉人才為己不容推辭的責任，他效仿劉備三顧茅廬請出了彭玉麟；請求朝廷把胡林翼所帶子弟兵留在湖南，請求胡林翼與他共事……，正是這種求賢若渴的美名，使許多新科進士甚至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改投其麾下，并且其薦舉的人才遍布海內(nèi)。

其二，相人有法，德大于才

曾國藩一生在考察人才方面摸索、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選人時，他不喜歡用夸夸其談的人，并以“德大于才”為用人第一要旨。

好的品德可以使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在正道上充分發(fā)揮出來。否則，才智越高，對于組織、國家的破壞性越高，最后的結(jié)果是南轅北轍，所以用人必以品德為先。

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國藩把具體考察人才的方法歸納為“詢事”、“考言”、“奏折”、“誘迫”四法。他主張對人才應從相貌、言語、舉止、行為等各方面全方位考察人才，并設置各種處境觀察人才的表現(xiàn)。曾國藩隨時隨地留意觀察人才，并將其表現(xiàn)記錄下來，以備日后參考使用。如三千步識人術就是一個廣為人知的美談。

其三，不拘一格，量才適用

曾國藩認為愛才首先要善于使用人才，他認為人們的聰明才智不會太懸殊，尺有所短，寸也有所長，關鍵要用人之所長。為此，曾國藩不拘一格用人才，培養(yǎng)、造就了各種可用之才。“凡于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yōu)加獎借，量材錄用。”長此以往，使得他幕僚中將才型的、智囊型的、技術型等各方面的人才應有盡有，其勢如日中天。

其四，精心培育，琢玉成器

對于可造之才，曾國藩在培養(yǎng)上所花的工夫可謂不遺余力，他憚心竭慮，從長期實踐中思考總結(jié)出培養(yǎng)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誨”、“甄別”、“保舉”、“超擢”四種。“教誨“即教訓、教導；“甄別”即對能力、品質(zhì)考核鑒定；“保舉”即向上級薦舉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其才干得到發(fā)揮的平臺；“超擢”即對人品、能力突出之人超級提升。以教誨為例，曾國藩對自己幕府中的人，要求極為嚴格，一有機會就指點一二，其幕府成了清代政府名副其實的高級人才中心。滿清后期的得力名臣，大多是從曾國藩幕府中走出的；對家中兒女、弟妹等，曾國藩常以書信的形式多加教導，因此成就了著名的《曾國藩家書》。

其五，鼓勵扶助，獎勵為重

曾國藩深諳人的心理，認為人才需要多鼓勵扶助，方能發(fā)揮出最大潛力。他說：“衡人亦不可眼界過高。人才靠獎勵而出。大凡中等之才，獎率鼓勵，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貶斥不用，則慢慢地就會墜為朽庸。”

曾國藩還建立了有效的激勵機制，注重因人而異，針對不同人的不同需求激發(fā)其積極性——“武人給錢，文人給名”，即以厚賞來激發(fā)兵將充分發(fā)揮勇氣，以名位激勵幕僚發(fā)揮聰明才智，皆大歡喜，軍心一統(tǒng)。通過不停的舉薦，曾國藩的幕僚幾乎人人皆有頂戴，以滿足他們的好名之心。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曾國藩不怕部屬與自己同職齊名，鼓勵他們“自立門戶”、“自辟乾坤”，并為其前程想方設法心甘情愿鋪路搭橋。也正是這樣，才有了后來李鴻章、左宗棠等人的大放異彩。

知人善用，莫過曾公。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再次向我們昭示了一個道理：成就別人，最終也將成就你自己——得人才者得天下！身為新時代的共產(chǎn)黨員、黨的領導干部，借鑒與弘揚曾公的用人之道，從博大浩淼的中華優(yōu)秀文化中汲取精髓，繼承創(chuàng)新，是提高、加強我們道德素質(zhì)修養(yǎng)的一條必經(jīng)之路，也是使我們的企業(yè)能夠形成一個公開公平、擇優(yōu)錄用的選人、用人環(huán)境的一條必經(jīng)之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