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一生嚴于律己、清正廉潔、大公無私，始終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雖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從不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取半點私利，也不允許親屬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利用特殊身份謀取利益，更不讓親屬的家事影響國家的大事。

嚴于律己 謙虛謹慎

江蘇淮安是周恩來的出生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淮安縣政府幾次想重修周恩來老家的房屋，建立周恩來紀念館，周恩來知道后堅決反對。1958年6月29日，周恩來親自寫信給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并轉中共淮安縣委，信中寫道：“得知縣人委準備修理我家房屋，我認為萬萬不可，已托辦公室同志從電話中轉告在案。”當時，他的弟媳陶華還住在那里，周恩來提出，“由我寄錢給你們先將屋漏的部分修好，然后將除陶華住的房屋外的全部房院交給公家處理，陶華也不再收房租”，“隨此信附去人民幣五十元，如不夠用，當再補寄”。“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兩個請求：一是萬不要再拿這所房屋作為紀念，引人參觀”，“二是如公家無別種需要，最好不使原住這所房屋的住戶遷移”。“后一個請求，請你們酌辦；前一個請求，無論如何，要求你們答應，否則我將不斷寫信請求，直到你們答應為止”。這封信中，周恩來還提到“我家有一點墳地”，“如淮安提倡平墳，有人認出，請即采用深葬法了之，不必再征求我的意見”。

1960年，中共淮安縣委將周恩來生活過的東邊宅院，作為縣委學習室和兒童圖書室，西邊宅院讓群眾住了進去。5年后，周恩來派侄子回鄉平掉了周家祖塋地，把土地交給當地農民耕種。

之后，周恩來還多次向家人了解淮安老屋的情況，并建議將房子拆掉蓋工廠、學校。1973年，周恩來又聽到有關要維修淮安老屋、開放讓人參觀的反映。同年11月13日，周恩來委托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致電中共淮安縣委，要求調查清楚情況。在聽取匯報后，17日，國務院辦公室負責人再次致電中共淮安縣委，傳達了周恩來的三條指示：“1.不要讓人去參觀；2.不準動員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3.房子壞了不準維修，要求把他住過的房子拆掉。”中共淮安縣委照此指示層層傳達。

孝敬長輩 關心親屬

雖然周恩來12歲離開淮安，投入到救國救民真理的求索中，投入到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再也沒有回過淮安老家，但他始終牽掛著家鄉的親人。對于居住在家鄉的親屬，周恩來經常用自己的工資給予接濟，從不允許家鄉給他的親屬任何特殊照顧，不給當地政府增加一點負擔。

周恩來10歲時曾帶著兩個弟弟與八嬸母一起生活過兩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接八嬸母到北京居住一段時間，八嬸母住不習慣便主動提出回淮安老家。后來，八嬸母生病在淮安縣人民醫院住院治療。1956年10月29日，周恩來寫信給淮安縣人民委員會，感謝他們對八嬸母的關心和照顧。此時，周恩來知道八嬸母的疾病已經無法治愈，他便交代“如果治療無效，一切后事也請你們代為辦理，但要本著節約和簡樸的精神辦理”，“現寄去人民幣貳百元作為治療和辦理后事的費用。如不夠時，請你們先墊付，事后來信說明支付情況，我再補錢去”。

1957年4月19日，周恩來再次致信淮安縣人民委員會負責同志。此時，八嬸母已經去世，家里還有弟媳陶華等人。周恩來提出，“今后她的生活費用均由我這兒接濟，請當地政府對她勿再予以照顧”，同時，“寄去為安葬我伯母善后費用所尾欠墊款二十五元”。周恩來孝敬長輩、關心親屬又公私分明、清正廉潔的品質令人敬佩。

伉儷情深 互愛互敬

周恩來與鄧穎超伉儷情深、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半個多世紀，他們始終奉行著“互愛、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諒、互讓、互慰”的原則。由于工作關系，周恩來與鄧穎超聚少離多，經常書信往來，他們在信中談近況、談理想，互相鼓勵。1959年3月18日，周恩來給鄧穎超的信中寫道：“老了，總不免有些回憶。但是這個時代總是要求我們多向前看，多為后代著想，多向青年學習，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險，還得再鼓干勁，前進再前進啊！”字里行間可以看出他們之間的感情是基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業之上。

在鄧穎超任職的問題上，周恩來態度十分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不少黨內外人士曾向周恩來提議，按鄧穎超的資歷和能力，應該在政府里為她安排一個職務，最終卻都被周恩來斷然拒絕了。有人為鄧穎超鳴不平，周恩來說：“我是政府總理，如果小超再擔任政府的一個部長，那么，我這個總理和她那個部長就分不清了；人家會把她那個部長說的話當成是我這個總理的話，把她做的事當成是我支持的。這樣，家庭關系、夫妻關系、政治關系、政府關系，就都到一起去了。這就不利于我們黨的事業，不利于我們的工作。”他還說：“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職。”

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多次在任職、調級等問題上盡量壓低鄧穎超。1974年，在籌組第四屆人大班子時，毛澤東曾批準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件事也被周恩來壓了下來。直到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在1977年被選舉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才得知此事。對于周恩來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鄧穎超毫無怨言，說：“恩來這樣做，我很理解。”她將這看作是一種嚴格的家風，體現的是黨的優良傳統。

嚴管厚愛 不搞特殊

周恩來曾給晚輩定過十條家規：1.晚輩不能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只能出差順路時看他；2.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3.來者一律到食堂排隊買菜，有工作的自己出錢，沒有工作的由他代付伙食費；4.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5.不許請客送禮；6.不許動用公家汽車；7.凡個人生活中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8.生活要艱苦樸素；9.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這十條家規體現了周恩來對晚輩的嚴管和厚愛，是周恩來紅色家風的一個概括，其核心是決不搞特殊、決不享特權，一切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重。

周恩來曾多次教導晚輩，“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我的關系，都不許扛總理親屬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周志勇是周恩來二弟周恩溥的長孫，他出生于1960年，因為那年周恩來出訪印度，所以家里人就給他取名為中印；周志勇的弟弟1966年出生，周恩來那年出訪越南，就起名為中越。周志勇10歲的時候，奶奶帶他們來北京，周恩來請他們吃飯。席間，當周恩來得知兄弟二人名字的由來時，便說，這兩個名字不好，改一下吧。后來，周志勇才知道他們兄弟二人的名字違反了“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他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的那條家規，所以要改。

除此之外，周恩來還經常他的侄子、侄女要深入農村和基層，做普通者，并要求他們嚴格要求自己，帶頭執行黨和國家的各項規定，不能利用親屬的關系搞特殊化。即使親屬符合條件應該享受的待遇，周恩來都執意不許。

1968年夏，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建響應黨的號召上山下鄉，遠赴內蒙古插隊，周恩來知道后很是高興，對她說：“我堅決支持你上山下鄉，到內蒙古大草原安家落戶。……一定要迎著困難上，決不當逃兵。”由于周秉建表現良好，在1970年經當地群眾推薦應征入伍。當時，對很多青年來說，入伍是很好的出路，有一些人想方設法讓子女離開農村去當兵，而這一做法對穩定知識青年隊伍、對整個國家的大局是不利的。就在周秉建穿著軍裝到北京看望周恩來與鄧穎超時，周恩來說：“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么多人，專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特殊化，一點也不能搞。”周恩來為此事還專門派人到部隊了解情況，并要求周秉建立即回到草原。最終，周秉建脫下了軍裝，返回內蒙古草原。同樣，周恩來的侄子周秉和在新兵訓練即將結束時，也從部隊返回延安繼續插隊。

周恩來以自己的方式告誡大家，辦事情首先不能考慮個人利益，要以國家利益為重，這充分展現出他寬闊的胸懷、崇高的境界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周恩來曾說過，“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會影響一大片”。周恩來的家風家規，不僅是對親屬的嚴格要求，也是對親屬的厚愛。

（摘自2018年3月30日《中國檔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