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員工在家辦公被勒頸致死 工傷保險保嗎？

來源：新京報網

原標題：女員工在家辦公被勒頸致死，算工傷嗎

來源：新京報 王琳（學者）

疫情期間在家辦公時遇害，算是工傷嗎？日前的一則熱門，引發公眾對此問題的討論。

據媒體報道，6月18日，黑龍江大慶市自然資源局女員工柴媛在家辦公時，被一男子入室用數據線勒頸致身亡。被害人家屬認為柴媛應被認定工傷，其單位也同意協助申報。大慶人社局先是表示柴媛不屬于工傷，后稱已受理申請，但目前還沒有結論。

確定遇害與履行工作職責的因果關聯是重點

歸結起來，爭議集中在兩個問題：一是在家辦公時，家算不算工作場所？二是因刑事案件遇害，能否認定為工傷？

第一個問題其實是個偽問題。

受害人所在單位要求員工在家上班，受害人接受單位安排在家辦公，也有相關證據證明當天她的確在家辦公。

在此情形下，將“家”視為工作場所并無異議。

有人認為“家”可視為工作場所的延展，在我看來，作為辦公時所處位置的“家”，就是工作場所，而非工作場所的“延展”。如果連這一點都不能確定的話，誰還愿意在家辦公或回家加班呢？

第二個問題才是真問題。

《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規定了應認定為工傷的七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即“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的”。

這里清晰地給出了認定工傷的三個基本要素：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原因。

該條第三款也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

柴媛在家遇害，并非“事故”，而是“意外傷害”。就此而言，工作時間、工作場所這兩個要素，柴媛已具備。

但其遇害的“因”，從目前的報道看，還不能確認是她“履行工作職責”。

以湖南新晃“操場埋尸案”受害人鄧世平為例，鄧世平老師是在履行其工作職責過程中，得罪了學校工程承包人而慘遭殺害。現在鄧世平已被當地人社局認定為工傷，這合法合規。

柴媛被害和鄧世平被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后者是因其職務行為而起，前者與她的工作還未建立因果關聯——至少就現有信息而言是這樣的。

換言之，眼下得確認，當事人柴媛是否是因“履行工作職責”而遇害。

也因此，進一步確定柴媛遇害是否與履行工作職責有關，就成為當地有關部門處理這起申請工傷事件的難點。

由于當事人都已死亡，這其中的難度顯然不小，也成為考量當地有關部門行政智慧的難題——既不泛化也不收緊理解，理應成為有關部門即時校準的原則。

此外，刑事案件中，加害人是直接責任人，不但要承擔刑事責任，還要承擔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責任。

雖然有明確的責任人，但刑事責任、刑事附帶民事賠償責任和工傷保險之間，并非是相互排斥的關系，這些本可并行不悖。鄧世平老師被認定工傷，就是很好的例證。

進一步而言，即便嫌疑人沒有墜樓身亡，柴媛家屬申報工傷與其索要民事賠償也并不矛盾。

遺憾的是，嫌疑人在逃亡期間已墜樓身亡，這也意味著，讓加害人承擔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基本已不可能。

工傷保險不是萬能險

法不外乎情理。工傷保險本就是情法交融的制度設計。

一方面，工傷保險為職工撐起了一把“法律傘”，使職工在遇到工傷時能夠迅速且方便地獲得理賠，而無須再卷入耗時且費力的仲裁或訴訟中。

工傷保險也為企業奉上了一顆“定心丸”，只要履行了工傷保險義務，即便遇上突如其來的工傷賠償，也不會因此打亂正常的生產經營秩序。

另一方面，工傷保險又有其相對固定的保障范圍，它畢竟不是一個萬能險，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在工傷保險之外，還有意外險、平安險、人身險等不同種類、不同形式的保險，可供分散意外的風險。

我認為，在工傷保險補償之外，也應有其他社會保障和政府保障舉措，可化解柴家痛失親人的困頓。

在網上，很多人認為工傷認定不應太“保守”，并將此事跟之前的很多爭議性案件——如“廊坊法官在家寫判決急病身亡，市人社局不認定工傷遭法院駁回”、“長沙一女子值班期間遭性侵，市人社局不認定工傷遭法院駁回”等進行打包解讀。

這番觀點本身并無問題，也反映了民眾的現實訴求：對工傷確實不宜“收緊式理解”。但不收緊式理解，不意味著要泛化理解，而是要拿捏好寬嚴有據的平衡，該認定就認定。工傷險有其“功能范疇”，不能替代其他應有的社會救濟措施，也不能“該激活卻不激活”。

柴媛不幸遇害能否認定工傷，與她的家庭狀況無關，與加害人是不是墜樓也無關。最終的工傷認定，還得回到事實、回到現行法上來。